凌晨的手机屏幕亮着，无数根手指悬在屏幕上方，像等着发令枪响。号一放出来，眨眼就没了。这就是协和千元专家号的日常，抢号比春运抢票还难，可还是有人拖着行李箱从天南海北赶过来，箱子里塞着厚厚一摞病历，摞起来能当凳子坐。 协和的号分三六九等，普通号几十块到一百块，特需号两三百到五百，国际医疗部那档直接跳到九百到一千二，而且全自费，医保一分钱不报。国家有规定，特需服务不能超过全部医疗服务的百分之十，国际部的手术费和治疗费按基本医疗价格的五倍来算。挂号是实名制，就诊时得拿着本人身份证原件，信息对不上，医院有权不接诊。可即便这样，国际部的号照样被抢空。 你说这些人钱多得没处花？不是。他们是实在没路走了。地方医院跑遍了，方案互相打架，或者有人直接说“没什么好办法了”。这时候，一千多块买的就不是挂号费，是走错路的成本对冲。大病面前，最贵的从来不是挂号费，是方向错了之后再回头的那段路。俗话说，病急乱投医，可真正到了山重水复的时候，能找到一个柳暗花明的人，花多少钱都有人愿意。 先讲一个概念：什么叫写规则的人。你手里那份治疗方案，大概率是照着某本指南写的。指南告诉你什么情况该切，什么情况该等，什么情况该换药。而指南是谁写的？就是坐在你对面那几个人。地方医院的医生按指南办事，而你面前这个人，是写指南的。他做的不再是按规矩办事，是按你这个人重新校准规矩。 赵玉沛院士，胰腺领域绕不过去的名字。他牵头制定了中国胰腺癌诊治指南、中国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中国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诊疗指南和中国胰腺囊性疾病诊治指南，四个指南基本把胰腺这个器官的常见病全覆盖了。他带着团队完成的胰岛素瘤诊治体系，把定性诊断准确率提到百分之九十六点三，定位诊断率从百分之七十一拉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手术治愈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四点九，误诊率从百分之五十四点一降到百分之三十二点六，术后胰腺炎发生率从百分之十三点三降到百分之一点七，围术期死亡率从百分之二点七降到百分之一点一。他们在国内率先开展腹腔镜胰岛素瘤切除术、机器人辅助腹腔镜胰岛素瘤摘除术，保持国际单中心最多例数。这项成果拿了二零一七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业内有个说法：外院说切不了的胰腺手术，到赵玉沛这儿常有转机。不是别人手艺不行，是这个人在胰腺上见过的病例，比很多医院全院见过的都多。 郎景和院士，做的是妇科里最磨人的病。子宫内膜异位症，全球上亿女性被它折磨。Sampson的经血逆流学说统治了教科书几十年，但有个问题一直解释不通：经血逆流是月经期常见现象，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女性都有，为什么只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人得病？郎景和团队用三十年时间找到了答案，提出了在位内膜决定论——问题不在逆流的内膜，在于患者本身在位的内膜就具备异常的生物学特质，逆流到盆腔的内膜需经粘附、侵袭和血管形成，也就是3A程序，方可发生病变。这一理论补充和修正了Sampson学说，被写入教科书。这项研究拿了二零零六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他还有一件事值得单独说：他最早将妇科腹腔镜技术引入中国，推动这门技术从器官切除走向功能保留。二零零零年以后，协和内异症年手术量从不足五百例增至一千五百例以上，年门诊量超过十万人次，居全国之首。妇科同行有句话说得实在：常见妇科病，哪家三甲都能按指南治；复发型、耐药型的内异症，全国能给出最优解的人，一只手数得过来。 张抒扬教授的身份比较特殊。协和院长，国家罕见病质控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罕见病分会主任委员。罕见病人最痛苦的不是治不好，是压根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有人跑了十几年，花了小几十万，病历攒了一尺厚，连病名都没有。张抒扬作为项目负责人牵头十三五和十四五罕见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建立了首个国家罕见病注册登记平台、队列数据库及生物样本库，牵头国家级罕见病多学科会诊平台和诊疗协作网建设运行，创新罕见病诊疗方法三十三项。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北京协和医院开发的中国罕见病诊疗服务信息系统，已登记一百四十七点八万条病例信息。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医院由二零一九年成立时的三百二十四家扩展至四百一十九家，成为贯通全国的协作体系。那些辗转多年找不到答案的人，挂她的号，买的不是一次问诊，是一条路的尽头终于有了一盏灯。 邱贵兴院士做的是骨科里风险最高的活儿。以前国际上通用的脊柱侧弯分型不完全适合中国人，分型不对，手术方案就全错。邱贵兴带着团队做了十四年的特发性脊柱侧凸系列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首次提出了特发性脊柱侧凸的中国分型——协和分型，也叫PUMC分型，并在国际脊柱外科权威杂志《Spine》上发表，命名为PUMC分型。这套分型可以很好地指导临床诊治，使我国的脊柱侧凸治疗达到国际水平。骨科圈有句大实话：会做高难度手术的是匠人，能定分型让全国医生照着做的，是奠基人。你花一千多块，买的是全世界都认的那套标准。 李太生教授，感染内科的。他最出名的成就是在艾滋病领域，一九九七年